一个人能否脱离以公司为代表的组织而独立生存？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组数据：在北美和西欧，自由职业者的数量如今已经达到1.5亿人，他们既不受雇于任何形式的组织，也不服务于某个特定对象，凭借自身的某项才能以独立缔约人的身份获取收入。

在中国，这样的自由职业者通常被称为“灵活就业”者，数量大约为2亿人，而全国劳动力市场人口不超过8亿人，也就是说自由职业者在总劳动力人口中的占比接近四分之一，这个比例显然十分惊人。设计师、摄影师、自媒体、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是这一人群的主要构成，除此之外也包括大量的个体工商户。

另有数据显示，中国大学生灵活就业人数在增长，中国企业采用灵活用工比例也在增长。相应的，我们称之为“固定工”或者合同工的劳动数量在减少，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社会就业压力在增大，另一方面许多制造型企业又抱怨招不到工的原因所在。

不论这些选择灵活就业的人们究竟有多少是出于自愿，又有多少是出于某些无奈的原因，总之个体从以公司为代表的传统组织中脱离出来，以一种相对灵活自由的方式谋生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传统的以雇佣方式展开分工协作的组织，正在以可见的速度走向瓦解。这一现象被称为“去组织化”。

去组织化之所以会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从技术层面看，最主要的原因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平台型组织的不断涌现，为自由职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让劳动力得以摆脱了时空的限制。而从劳动者的思想观念层面来看，挣脱传统雇佣关系的束缚，向往独立自由的工作方式正在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思潮。

另一方面，以李子柒为代表的个体通过生产原创内容获得商业成功的案例，也进一步实证了一个人脱离组织而独立生存是存在极大的可能性的。仅有初中文化的李子柒，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仅实现了自我价值还完成了中国文化的输出，这对那些渴望挣脱雇佣关系，向往独立自由生存的劳动者无疑是莫大的鼓励。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中国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年轻劳动者，宁愿选择做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拿着不稳定的收入，也不愿进入工厂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员。原因在于后者往往伴随着对个性的压抑和摧残。在组织中，人被异化为工具，劳动被异化为商品。个人无法直接获得劳动成果，个体价值也无法得到直接体现。

在大多数组织中，人的个性无法得到自由伸展，日复一日的劳作让人厌倦，闲暇成为一种奢侈，人的生活也因而陷入苦闷。关于这一点，研究现代性问题的学者已经给出很多反思，这里不再赘述。

越来越多的人脱离组织选择“灵活就业”，这个过程在我看来也是个体“反异化”的过程，即从人到工具再回到人的过程。

这种思想观念的兴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4到17世纪西欧的文艺复兴。这场在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思想运动，将人的个性从宗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但没想到仅仅百年之后，一场工业革命却让人们再次陷入资本的桎梏之中。

工业革命让大规模劳作和生产成为可能，资本家开办工厂雇佣劳动力，通过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获取利益，直至现代化的公司出现，这一本质始终没有改变。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成为现代人身心生活上的种种困扰。

回到李子柒的话题上。通过个人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李子柒，原本是反异化的典范，但为何最终又在拥抱资本的过程中成为资本的傀儡？我认为这背后正是异化与反异化力量的激烈角逐。

资本看中的是李子柒的商业价值，在前者眼中后者是不可多得的优秀劳动力，资本吸纳优秀劳动力并将其异化为工具，最终是为了榨取其剩余价值。那么，原本已经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李子柒就甘愿被异化为工具出卖自由和才能吗？当然不是，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个体脱离于组织而独立生存是可能的，但个体的生存困境在于，人是社会化的人，从组织中脱离的个体势必会被孤独感和焦虑感所包围，这是自由的代价。

李子柒曾被央视主持人问到一个尖锐的问题：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内容不再受欢迎？这个问题可以说直指焦虑的根源。害怕失去和错过，是现代人最主要的焦虑来源。业已获得商业成功的李子柒，大概正是出于商业模式可持续的考虑，才选择拥抱资本，但她忽视或者低估了资本冷血无情的一面。

伴随着自由职业者对传统雇佣关系的不断挑战，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异化与反异化的角逐将会更加激烈。李子柒的遭遇或许说明，在当下的角逐中，以资本为代表的异化力量仍然处于上风。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主流舆论显然站在弱势一方，对李子柒报以同情和支持。这或许可以说明，反异化的力量已经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