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宣称修改了一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使她们出生之后能够抵抗艾滋病。这听上去似乎是好事，但在消息发出之后持续发酵，引发学术界、法律界的集体声讨。122位生物医学领域的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称对此次“疯狂”的试验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从声明中严厉而激烈的措辞就可以感受到这次试验的疯狂和可能产生的不可预估的负面影响，“潘多拉魔盒”的形容更说明此试验有百害而无一利。

按照贺建奎的意思，是采用了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了CCR5基因，它是HIV病毒入侵机体细胞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因为在北欧有10%的人的CCR5基因先天缺失，他们能够避免感染HIV病毒。然而这个结论并未经过严谨的科学论证，只能说缺失CCR5基因会降低得艾滋病的风险，但有研究显示这会提升其他病毒的感染几率和癌症的发病率。所以对于被试验对象而言，造成的风险是不可预估的。

我们多数人对基因编辑最直观的印象大概来自于科幻作品。例如刘慈欣在《天使时代》中描述了人类基因重新编程后发生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情。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刻画了未来世界可能出现的样子，任何人都能够达到马斯洛需求理论中最高一级的自我实现的需求，然而这并非通过后天努力，而是通过先天的基因编辑来实现的。

两位作者用了“天使”、“美丽”这样容易引发人们美好联想的词汇来做书名，然而基因编辑带给人类的并不都是这样正面的作用。此次贺建奎团队基因编辑引发“千夫所指”就是如此，这项技术不是不能做，而是大家都不敢做，因为在技术层面还不成熟，后续可能引发的脱靶效应、基因组突变、患病风险增加等一系列问题目前无法解决，所以在人类身上实施这种试验是极其不人道的行为。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对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会引发伦理问题，被改写的生殖细胞会影响子孙后代，甚至逐渐普及改变人类群体的基因池。即便是基因编辑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这种技术的推广也很可能导致“基因定制”的现象，即通过改变基因获得想要的特质，淘汰所谓“弱势基因”，如此一来就会出现《美丽新世界》中描绘的人类被划分等级的场景，这无异于印度的种姓制度，而种姓制度的危害在现实中已经无数次被证实，那是绝对不利于人类发展的。

既然基因编辑是包含如此多风险的“潘多拉魔盒”，那么我们还要它做什么呢？其实任何新技术都有风险，但不能因为这样就不去使用它。况且已经有人用它做了超前的事情，我们就更无法避而不谈任其“自由发展”。

曾经有医生利用基因编辑治愈了一例无法治疗的白血病，取出患者的免疫细胞，对其进行编辑，当这些细胞既能杀死癌细胞又能耐受化疗药物之时重新注入患者体内，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应用基因编辑造福人类的例子。实际上，多数情况下用不上对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可以体外受精之后由医生筛选出未携带风险基因的胚胎，也就是PGD（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

可以说，在一定限度下使用基因编辑相关技术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此时基因编辑技术就是“阿拉丁神灯”，而毫无节制地随意使用就很容易撕开邪恶的口子，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开始的时候，新技术得以应用必定是因为能够满足某种需求，但它同样也会受到市场需求的驱使。就像鼓吹得天花乱坠的维生素补品能引发购买热潮，基因编辑若无有效的监管和适当的应用，恐怕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所以人类在研究和应用基因编辑之时就要更加小心谨慎，并且遵循科学规律循序渐进地发展，而不是像贺建奎一样急于求成，最终也只会导致恶果。